蒙校长室厚爱，委以编纂校史之重任。本人深感诚惶诚恐，绝非虚言。因为文本式校史，至今尚未见过，校史展览馆或校庆纪念册，倒略见过一些。不过名为图文并茂，实则以图代文，强图弱文而已。似觉有其形而乏其神，抑或有其人而少其文。

诚如此，参与编史，可谓盲人骑马——瞎闯，或像狗吃刺猬——无从下口。思之再三，提出以下几点，仅供参考。虽为一孔之见，若能集思广益，抛砖引玉，则不无裨益。

一、本人认为，要编好校史，目前须考虑以下问题：

1、编纂目标：近期目标是什么？远期目标是什么？

2、校史体例：以文本型为主，还是以图配文型（展览馆类或纪念册类）。

3、组织领导：按惯例，一般由领导小组和编纂小组，必须加强编纂小组力量的配备。

4、编史档次：是简单的材料归类，还是强调人文特色。

5、修史时间：是一年完成，还是三年规划，或更长远。

6、经费使用：确定活动、联谊、座谈的大致规模或范围，及大体开支估算。

二、若以上述问题作修史之底线，则在此基础上，即着手解决以下问题：

1、找蓝本，定标的：修校史虽为未经之事，但若有案可稽，便可取众家之长，再依葫芦画飘。

2、订计划，搭框架：既有行动实施的时间安排，更有校史编纂的结构框架。

3、抢史料，理线索：对于学校初创时期的人和事，应迅速外调，以免坐失良机，以致史料丢失。

三、目前编史修志问题之我见

现状：不仅把大量的属于会计学、统计学材料塞进史志，而且文章演变为说明性语体文，既缺乏文学性，更缺少人文精神。按此写法，美国的史志肯定此中国好，因为无论是科技人才、生产效率、创造发明，我们均不如他们。总体来说，“多列现象少写事，多讲成果少写人”是当今史志的主要写作趋向。

原因：

1、人文精神游离。写“忠孝节义”，封建思想，现在不忠不孝不节不义，无所谓。写“革命斗争”，不与时俱进，与“和谐社会”主题不切。就写“和谐社会”，总不至于就是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吧？

2、文学滋养缺失。如果说，编年体则是以“大事记”方式写成的流水账，那么纪传体则是人文精神与文学形象的最佳组合，难怪《史记》成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而问题在于：一、从“双刃剑”理论看，人都有两面性，“伟人”或许也就是“罪人”，杀了那么多人，还要冠以“为了社会的发展，时代的进步，人民的幸福”，所以伟人杀人，只须中诛笔伐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。其二，既然《史记》成为绝唱，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就只能“前虽有古人，后终无来者”了。终于，“文言”代表封建，西装、旗袍代表资产阶级，“文人”代表迂腐。其三，现代社会，语言通俗化，人人有文化，人就不好写了。因为文学终为虚，非虚不文学，请问：“毛主席是红太阳吗？”最终，文学创作可“高大全”，但现实人物，就只能写“简历”了。因为简历既回避了文学语言，又不涉及人文精神。于是通篇皆为“个人奋斗，事业有成。”或官越做越大，或钱越挣越多。人际间上不及“君皇”，以免愚忠或宗派；中不及家庭，以免胸无大志；下不及子孙，小儿一科，交给老师算了。

3、文化根基转型。旧中国文化的主流，是“文史型”文化，其积淀之深，遥遥数千年；其门槛之高，犹“蜀道之难难以上青天”。可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，终使国人醒悟，高举起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的大旗，轰轰烈烈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开始了。于是，校枉必须过正，“反对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。反对旧文学，提倡新文学。”终于完成了“文史型”文化向“科技型”文化的过渡。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几乎使文言和文人这两个词汇退出历史舞台。如今，高唱着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”的各级领导们，以至能“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们，有多少能写像毛笔字，有多少能读通原汁原味的文言文（竖版，繁体，无标点，无段落）呢？因此，文科为理科服务，重理轻文，是必然的了。

以上个人之见，聊作交流，以期相互了解，统一思想。我认为，在写人问题上，“着眼主流，隐恶扬善，以励来者”，这应是一个基本原则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奚世明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8.11.25晚